沉痛悼念！著名宪法学家、中国政法大学孙丙珠教授逝世

    我国著名宪法学家、中国政法大学孙丙珠教授因病于2018年10月16日去世，享年88岁。

    孙丙珠教授是我国著名宪法学者，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科的主要创立者之一，为学校宪法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。孙丙珠教授还深度参与了《选举法》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《地方各级人大和人民政府组织法》《集会游行示威法》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等二十多部法律的起草论证工作，用自己的学术品格推动国家法治的进步和发展。她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法治梦而不懈奋斗的一生。

执教随想

作者：孙丙珠

（本文刊发于1996年中国政法大学校报）

1952年我从人民大学研究生院毕业，组织上分配我当一名法学教师，我很高兴，怀着极大热情走进了北京政法学院，当时组织信任我，工作很顺利，1956年被评为新中国第一批法学讲师。我决心要搞好这一工作，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，为我国的富强、民主、文明做些贡献。

要做好教师工作，首先是讲好课。这就需要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基础，要解放思想，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，扩大知识面，掌握新知识、新材料、新观念。在这基础上深入研究思考，讲课要尽量把研究的成果、新的知识和观念传授给学生，要教会他们研究的方法。

我的研究方向是宪法学、外国宪法和中国宪法，这些学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，坚持实事求是，讲真话，切忌教条式或简单化的讲授，要启发同学思考问题。讲课前我一定会抱着对学生负责的思想，认真备课。

此外，作为教师一定要为人师表，身教重于言教，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为人要正派，千万不要追逐名利，搞不正之风，无论在理论和思想上要敢说真话，不随风倒。

我与学生的关系坚持两条原则：

一是对学生要严格要求，真诚相待。学生能自觉努力学习，善于深入思考问题，人品好，不断上进，我从内心感到高兴。对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会给予支持，但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当然不能姑息，要用爱心去帮助他们，即使他们暂时思想不同，甚至误解，我也不在乎。我反对采用简单的惩罚手段，因为惩罚不一定有好的效果，应该相信绝大部分同学是会从中吸取教训，改正错误的。对于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困难，如：选择论文题目、查找资料困难，寻找工作，身体有病等，只要我能做到的就要尽力帮助。

二是要平等相待。作为老师，自然有自己的优势，但学生年轻、单纯、精力充沛，容易接受新的思想；在理论上他们会提出许多新的观点，值得我们思考和吸收，这就是教学相长吧。我喜欢和同学接近，自由谈谈，辩论问题，增进互相了解。在考试或论文答辩中，只要言之有理，即使与我观点不一致，我仍会给予高分。

孙丙珠：理想名高洁 宪法惠嘉心

作者：郭烁

（本文节选自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第554期）

出生于1930年的孙丙珠是江苏无锡人，在家中的五个子女中，她行三。典型的书香门第，五个子女，全部是大学生。

在无锡辅仁中学毕业之后，孙丙珠在1948年考入上海法学院，这个学校由沈钧儒等创办。1949年，孙丙珠进入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建立，由谢觉哉任校长的“中国政法大学”三部学习，当时的同学还有巫昌祯先生等人。后来，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，三部的人就整体转到了人大法律系开始正规的学习生活。本科没有毕业，就被分配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法学研究生。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，孙丙珠就被分配到了刚刚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。

“当时组织信任我，工作很顺利，到了北京政法学院，搞了一年多的‘国家与法的理论’之后又讲了两年的苏联法制史，后来设立了中国法制史的学科。1956年，孙丙珠被评为新中国第一批法学讲师。

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

重回讲台后，孙丙珠的治学方向由法制史转向了宪法学，当时叫做“国家法”。由于“20多年没有好好弄专业了，当时真的是拼了命地干。”那个时候资料很少，孙丙珠为了看到新的资料，吸收新的思想，阅读各种报刊、杂志，去中央党校、社科院等单位听课，与专家们交换意见等等，积累了不少材料，为讲课作准备。　　　

“当时更多人的想法还是，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没有一样好的。可我不这么想，既然说要实事求是，既然说要解放思想，那么就应该贯彻到讲课中去，在讲课中，我尽力分析西方宪法与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关系，分析西方宪法对生产力发展，对人民福利提高等的重要性。”内容较充实，观点较新颖，且表达的都是自己的认识。许多同学都是第一次听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状况，受到很大启发，所以讲课效果比较好，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。

从1983年起，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。孙丙珠任导师组组长，成员有廉希圣、董璠舆以及两位外聘老师。第一届研究生还需要北京大学帮助招考，一共招收了四位研究生。“当时可能因为研究生人数较少吧，师生关系非常要好，我那时住在北太平庄，学生们到我家里是常有的事情。”“我反对采用简单的惩罚手段，因为惩罚不一定有好的效果。对于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困难，比如选择论文题目、查找资料困难，寻找工作，身体有病等等，只要我能做到的就会尽力帮助。那时我们的许多老师也都是这么做的，甚至做得比我还好得多。”

平等真诚的师生关系

以宪法学为自己主攻方向的孙丙珠教授注重“平等”的观念，而这个观念也充盈于她日常在和学生们的交往过程之中。

所谓言传身教，孙丙珠如是说，也如是做。比如，对于“教学相长”，老人就有着非常鲜活的解释：“作为老师，自然有自己的优势，但学生年轻、单纯、精力充沛，容易接受新的思想；在理论上他们会提出许多新的观点，值得我们思考和吸收，我想，这就是教学相长吧。我喜欢和同学接近，自由谈谈，辩论问题，增进相互了解。在考试或论文答辩中，只要言之有理，即使与我观点不一致，我仍会给予高分。”

亲身参与的立法活动

孙丙珠先生先后参与了20多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的讨论和制定。在和孙先生的交谈过程中，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就是先生谈到她在改革开放之后，亲身参与的多次立法活动之中的想法与作为。由于先生治学方向为宪法，所参与立法内容多为牵涉公民基本权利义务内容，比如《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》《出版法》《选举法》等，而先生回忆起参与立法活动所说的话语，在后来者看都可以作为这些法律诞生的生动注脚。

学校党委宣传部提出给当年中国政法大学“四大才女”再次聚齐拍照留念，作为校史文化闪亮的重要部分。当时摄影老师设计的情境之一即为，请四位先生各自重登讲台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摄影者抓拍精彩瞬间。笔者有幸过去帮忙，当我把之前还需要稍用拐杖的孙先生搀扶上讲台时，老人执意站立“讲课”——“我们当年都是站着讲课的，坐下怎么行。”我不敢违了先生的意，就只好像一个真正的学生一样，安静地坐在一张课桌后面，倾心地听。

那个场景令人实在难忘。干净、合体的白色毛衫配上一条崭新的花围巾，先生的右手配合着讲授内容高高举起，声音中气十足，神采飞扬。坐在台下的我努力想象着二十年前讲台上，先生也一定和现在一样，散发着一位学识渊博的女教授独有的魅力光芒。

四大才女的传奇——巫昌祯、薛梅卿、严端、孙丙珠

（本文节选自2012年出版的法大校史丛书《法大凝眸》）

1979年，北京政法学院迎来了复办。随着宪法的修订和大批法律法规进入制订日程，法治建设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，法学教育也迎来了新的春天。

复办后的北京政法学院经过艰难的争取，从北京市各单位和分散在安徽、河北等地方调回了部分原来的教师。许多从事了新职业的教师闻知北京政法学院的复办，都回到学校里来，重新站上讲台，时隔多年真正作为一名“法学教师”给同学们教授法学理论。

学院复办后，这些老师才真正发挥了他们的专长，重新成为一名法学教师。在复办后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老师们克服了重重困难，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院的建设之中来。重建各个教研室，夜以继日地编写各学科教材，开设各学科的必修课和选修课……这一批优秀而敬业的老师以其渊博的学识、各具特色的授课方式和独特的个人魅力，赢得了79级以来同学们的广泛赞誉。其中，就有被同学们称为“四大才女”的四位女教授巫昌祯、薛梅卿、严端和孙丙珠。

“四大才女”这一称号的出现，始于86年中国政法大学团刊《我们》上面张守东的一篇文章《法大四大才女》。然而，实际上在同学们中间早就流传着关于四位老师的种种故事，她们精深的法学专业修养、深入浅出的授课、亲切随和的性格无不赢得同学们由衷的敬佩和喜爱——四位老师都曾被79级的同学评为“优秀老师”。

79级学生、国际法教授杜新丽这样回忆“四大才女”：“政法大学老一辈教师中有四大才女，即婚姻法的巫昌祯老师、法制史的薛梅卿老师、刑事诉讼法的严端老师、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孙丙珠老师。十分幸运，她们都是我们的任课老师。她们讲课声音中气十足，神采飞扬，无处不散发着学识渊博的女教授独有的魅力光芒。”

重新登上讲台的孙丙珠先生主要讲授的是宪法学。在授课过程中，先生坚持解放思想、事实求是的原则和“无论在理论和思想上都要敢说真话，对学生负责”的态度，向同学们介绍了在当时还未有定论的西方宪政，西方宪法与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关系。内容充实，观点新颖，且表达的都是自己的认识。许多同学都是第一次听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状况，受到很大的启发。孙丙珠先生的课也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。

1996年，孙丙珠教授在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执教随想》的文章，写到自己从教数十年的感想，孙先生说：“作为教师一定要为人师表，身教重于言教，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为人要正派，千万不要追逐名利，搞不正之风。无论在理论和思想上都要敢说真话，对学生负责。”而她自己，也正是这么做的。

来源：中国政法大学官方微信，内容来自新闻中心 法学院，内容编辑：王安琪

孙丙珠教授千古！